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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书不尽的传奇
发布日期:2019-10-07 17:27   来源:未知   阅读:

  译翁者,做了一辈子文学翻译的老头子也。冠在前面的巴蜀二字,则标示出他的根脉、属性。

  具体讲:一、我出生于山城重庆十八梯下的厚慈街,自幼习惯爬坡上坎,能忍受火炉炙烤熔炼,铸就了强健的身板、筋骨,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倔强的脾气。二、我茁壮于巴蜀文化丰厚肥美的土壤,崇拜天府文宗苏东坡,仰慕乡长郭沫若、巴金,有这样的基因、底色、禀赋,可谓得天独厚。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砺、拼搏、摔打、磨难,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获奖者一共七人,本翁年届八旬仍最年幼,而且是唯一一个从地方上去的,北京的有三四位以及给我发奖的唐闻生女士,都曾做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翻译,这让我感到无比荣耀。

  怎么就一步登天了呢?说来线年,我小学毕业。当工人的父亲领着我跑遍了山城重庆的一所所中学,包括教会学校广益、求精在内,都没能为我争取到升学的机会。失学了,十二岁的小崽儿白天只能在大街上卷纸烟儿卖,晚上又步行几里路去人民公园的文化馆上夜校,混在一帮胡子拉碴的大叔大伯中学文化、学政治常识、学讲从猿到人的进化论。眼看就要跟父亲一样当学徒做工人了,突然喜从天降,不知谁暗中帮助,第二年春天我考进了重庆唯一一所不收学费还管吃饭的学校--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

  在育才,我不仅得到学习的机会,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老师教我们要早日成才服务社会,并且讲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于是我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梦想去修建三峡水电站,成为的建设者.

  谁料初中毕业一纸体检报告,判定我先天色弱不得学理工,只能考文科,于是梦想破灭。1953年秋天转到重庆一中念高中,彷徨苦闷了一年多,后幸得语文老师王晓岑和俄语老师许文戎的启迪、指引,才走出迷惘,重新确立了先成为翻译家再当作家的另一条梦想路线年秋天,一辆接新生的无蓬卡车拉我到北温泉背后的山坡上,进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在俄专,凭着育才、一中打下的俄语基础,半年后便跳班到了二年级。

  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提前毕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中苏关系恶化了,学俄语的人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于是我被迫东出夔门,转学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读日尔曼学也就是德国语言文学,从此跟德国和德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这一波折事后证明又是因祸得福,就跟因视力缺陷不能学理工才学外语一样。

  单科性的西南俄专,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远远无法与老牌儿综合性大学南大同日而语。而今忆起在南大的五年学习生活,虽然远在异乡靠助学金过活的穷小子没少受饥寒之苦,仍感觉如鱼得水般的畅快、满足,因为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可能。

  搞文学翻译,原文书籍的获得和从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实乃头等大事,没有可供翻译的原文,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到南大学习条件优越,这儿仅举一例:作为南大学子的我,可谓生在福中,德语专业师生加在一起不过百人,就拥有自己的原文图书馆不说,还对师生一律开架借阅。图书馆藏书装满西南大楼底层的两间大教室,真个一座敞着大门的知识宝库。我呢,好似不经意闯进了童话宝山的傻小子。更神奇的是,这宝山竟然也有一位小矮人充当看守!别看此人个头儿矮小,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还能对师生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个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起初我对此只是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日后才得知,这位个头矮小、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竟然就是我国日耳曼学宗师之一的大学者、大作家陈铨。

  不过,我在南大的文学翻译领路人并非陈铨,而是叶逢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师尚未跻身外文系学子崇拜的何如教授、张威廉教授等大翻译家之列。只是在我们班上,同学们仍十分钦佩他,对他在《世界文学》发表的译作,如席勒的叙事诗《伊璧库斯的仙鹤》和《人质》津津乐道。

  正是受叶老师影响,才上二年级我就尝试做翻译,也就是当年为人所不齿的偷偷“种自留地”。1959年春天,一篇人民日报发表的非洲民间童话《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不啻是我翻译生涯掘到的第一桶金子!巴掌大的译文得了八块钱稿费,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在小小的“自留地”上挖呀、挖呀,挖个不止,全然不顾有可能戴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真叫幸运啊!才华横溢又循循善诱的叶逢植老师,在一、二年级教我们德语和德语文学。在他的下我不只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还得到从事文学翻译的鼓励和指点,因此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前些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一组“译坛杂忆”,详细谈了如何在亦师亦友的叶老师指引下,不断地在《世界文学》刊发德语文学经典的翻译习作的情况。

  想当年,在中国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刊物仅有茅盾主编的《世界文学》一家,未出茅庐的大学生我竟一年三中标,应该讲是个奇迹。还不止于此呢,编辑部负责与我联系的李文俊先生来信称,我的译文受到实际主持编务的老翻译家陈冰夷赏识,说他希望我继续努力,多译些好作品投寄去。就这样,还在大学时代,我便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

  记得是1962年春天,用第一批多达一百八九十元的丰厚稿酬,我不仅接济了贫困的家庭,还在鼓楼附近的服装店给自己买了一件灰色夹克衫,破天荒地改善了一下自己的形象。但是现在看来,名利的收获对我实不足道,重要得多的是文学翻译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可是,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毕业前一年,我患了肺结核。

  1962年秋天,在南大金银街5号学生肺结核疗养所勉强恢复健康以后,毕业分配回到西南俄专发展成的四川外语学院。头两年还在《世界文学》发表了《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和《一片绿叶》等德语古典名著的翻译,谁料好景不长,再往后选题怎么都不再能适应多变的政治气候。1965年,《世界文学》这份由鲁迅创刊的中国唯一一家外国文学刊物干脆停刊,我的文学翻译梦遂化为泡影,身心堕入了无底深渊。

  春天终于来临。记得是1978年初春时节,我从北京报纸刊登的一篇柳鸣九老师的文章,嗅出春回大地的气息,于是按捺不住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封自荐信,希望能领取一点儿翻译任务。不久接到回函,称“你给孙玮同志的信,收到了,”希望我坚持自己的翻译计划,还讲社里正“计划编印一部德国古典短篇小说…… 您手头如有适当材料,希望能为我们选译几篇”,云云。孙玮,我知道是该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而回函人却不晓得是谁。

  那时候,能得到国家出版社的认可和约稿,真不是件小事。受宠若惊的我不敢怠慢,立马给不知名的编辑同志寄去十来个选题,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能否把“德国古典短篇小说”整部书的编选和翻译工作全交给我?

  约莫一个月后,我忐忑不安地拆开回函,欣喜的是他们并未对我的冒昧和“贪婪”表现丝毫讶异,而是讲:“……谢谢你的帮助。经过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个选目。不过,这个选题在我们这里,要到明年才开始编辑,目前只是约稿和集稿阶段。最后究竟落实到哪些作品,还得看明年的集稿情况如何。希望你把你准备翻译的和已经译出的篇目告诉我们,并立即动笔翻译下去。”

  不久,我到北京建国门内5号参加中国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顺便拜访了心目中的圣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朝内大街166号二楼一间简朴的小办公室,出来接待我的是位五十来岁的瘦小男同志,一身洗得泛白的学生服,脸上架着副黑框近视眼镜,整个人平凡简朴得一如他所在的办公室。他自我介绍,他就是那个跟我通信的编辑,名字叫绿原。

  第二年4月下旬,小说选的集稿和翻译接近尾声。按照我的提议,小说集定名为《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看着面前的一大叠稿子,绿原提出得有一篇序言,并要我说说这序应该如何写。我有条不紊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心里却琢磨,这序嘛肯定该由他或其他权威前辈执笔,问我想法只为做做参考罢了。谁知绿原听完立即说:“好,这序就由你来写,你已经考虑得挺周到、成熟了嘛!”语气一改平素的委婉、平和,坚定果决得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时依然盛行论资排辈,人们尊崇权威近乎于迷信。我虽年逾不惑,却是德语文学圈的小毛头,做梦也想不到会让我替国家出版社这么一部厚达700多页的大作写序,心里倍感激动和温暖,更决心要好好写。

  序很快交稿,书也在一年过后的1981年2月印出来了。叫我更没想到的是,不仅序署了我的名,而且书的编选者也成了杨武能!

  在出书相对容易的今天,此事或许稀松平常,不足挂齿,可在“一本书主义”尚未过时的当年,却真个是非同小可!要知道,具名编选该社同一系列的英国、美国、法国短篇小说的选者是王佐良、罗大冈、朱虹等大权威。难怪捧着学生编选的这部《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的恩师叶逢植喜形于色,说:“能这样出一本书真是不错!”语气中既含有赞赏、鼓励,也不无几分羡慕和对自身怀才不遇的叹惋。

  紧接着,我又斗胆向绿原请求重译郭沫若先生译过的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得到他和社里的认可,并顺利地在1981年底出了书。一年后是歌德逝世150周年,杨译《维特》生逢其时,出版后大受欢迎,广为流传,不几年总印数就超过了百万册,至今仍不断重印、再版,成了郭老译本之后最受欢迎的本子。

  自此我便在译坛“崭露头角”,译著成了各出版社争抢的对象,之后得以在南京译林、桂林漓江、上海译文等社推出《施笃姆诗意小说选》《特雷庇姑娘》和《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译著。这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圆梦的好时光开始啦!

  而在社科院学习和工作的五年,实在是我文学翻译和学术生涯极为重要的阶段。近乎废寝忘食地全身心投入,加上傅惟慈、李文俊等北京老哥们儿帮助、提携,短短五年就出了超过前二十年的成果。这除了感谢改革开放,也拜我的导师冯至教授之赐,要不是他顶住压力收下我这个外地户口的大龄弟子,我就会名落孙山,灰溜溜回到川外,丢人现眼被冷落不说,圆梦之旅必然更加曲折坎坷。在步向成功的长路上,我幸得一位位贵人相助,理所当然也始终不忘感恩,而冯至老师无疑是我最大的贵人!

  鉴于我在翻译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四川外语学院以爱惜人才著称的陈孟汀老院长,不顾我人还隶属社科院,就把我晋升为副教授,选拔为副院长,硬生生于1983年夏天把我从北京拽回了川外。与此同时,我又破格获得有着世界声誉的德国博士后洪堡研究奖学金,于当年十月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研修。入冬专程从海德堡前往蒂宾根,踏雪拜访文学批评大家Hans Mayer教授。两年多前我曾独自陪同他访问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并充当他做学术报告的翻译,使我的德语口译能力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也领教了这位德国老先生的倔脾气。不过尽管如此,我仍视他为我的贵人和恩人,因为他器重我,给我写推荐信,帮助我顺利获得了学界人所向往的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

  回川外和赴德国,不得不中断我翻译生涯至为重要的一项译事活动。具体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遽然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其时,一批规模空前的外国文学出版工程得以实施。其中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可谓一鸣惊人,使偏居一隅的小小漓江社后来居上,跃升为出版文学翻译作品的品牌名社。主持这套丛书的是记者出身的刘硕良,继出版海泽的《特雷庇姑娘》之后,他又来约我为丛书翻译另一部德语文学名著《魔山》。《魔山》是托马斯·曼继《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又一杰作,在立志非名著杰作不译的我,刘总的约稿可谓正中下怀。可尽管如此我却未当即应承,原因有二,一是我师从冯至教授主要研究歌德,对托马斯·曼知之甚少,再则那是一部厚达千页的现代经典,要一句句读懂并恰如其分地译出来,实非易事。

  然而,既已给刘硕良盯上,他哪会轻易罢休。我呢,一经涉足《魔山》也难免遭受魅惑,想不进去都不行了。于是在1983年的春天,我便从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后栖身的北京东郊西八间房出发,去攀登阿尔卑斯山,到坐落在瑞士达沃斯那家“鬼王”统治下的国际肺结核疗养院“山庄”,闯入了让我迷失其中二十年的“魔山”。

  《魔山》端的是部大师杰作,其深邃、宽广的意蕴和机智、隽永的语言,令读者有如登临险峰,品尝酽茶,艰难是艰难,苦涩是苦涩,却从中感受到非同一般的浓烈兴味。在咱们社科院新职工那工棚似的简易宿舍里,我全身心投入《魔山》的翻译,初步体会到了《魔山》这部杰作之所以为杰作的原由,也尝到了啃硬骨头的苦辣酸甜。

  由春入夏,一笔笔地书写,一步步地攀登,好不容易译完了引言和第一、二章,谁知这时却不得不因调动和出国而放下刚刚变得自如的笔。等到从德国返回川外,已是1984年年底。除了副院长繁杂的行政事务还要教书,尽管刘总编不断催稿,中断了的译事仍只好搁在一边。几经周折和迁延,直到1985年年底,才在刘总如十二道金牌的一封封电报催逼下,终于硬着头皮再闯“魔山”。只不过此时能用于翻译的时间既有限又零碎,加之山中的道路越来越曲折、崎岖,越来越幽秘、险峻,我吃力地跋涉了快一年,才差不多完成全书的四分之一。时间转瞬到了1986年春天,不得已只好考虑请人合译。心急的刘总编求之不得。

  那是1986年盛夏--山城重庆最难熬的季节。在这座有名的大火炉中,为了抓紧暑假的宝贵时间赶译我们承担的近二十万字,一大早就把当书案的活动饭桌搬上紧靠歌乐山麓的阳台,到了午后又搬回屋里,直接摆在旋转的大吊扇底下。如此这般,才好歹避免了赤裸的身体沁出的汗水打湿面前的稿笺纸。

  1990年,四人合译的《魔山》,终于在漓江出版社面世了。书出版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例如第二年,在德国洪堡基金会举行的文学与社科翻译研讨会上,《魔山》的中译本成了德语文学成功译介到世界各国的重要佐证和范例。但与此同时,不少朋友、同行却表示遗憾,这样一部为数不多的名家杰作,我竟只译了一半,致使前后风格明显地缺乏和谐统一。我呢,有苦难言,面对自己养育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心情很快便由喜转忧,后悔当初没有咬咬牙坚持将他孕育到足月再生下来。亡羊补牢,我很快下定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治好这个孩子身上的毛病。

  再说我被陈老院长拉进川外,回故乡与妻子女儿团聚和升职,无疑都是好事,虽说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精力,得牺牲自己心爱的翻译和学术事业,可堪欣慰的只是确实为川外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在提高学院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方面。例如,由我参与发起并主持,1985年在川外成功举办了我国外语界第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国与席勒·席勒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冯至、钱钟书、王蒙等发来了贺电,中央电视台连续多天播出长达二十多分钟的研讨会专题片,让名不见经传的川外一下子扬名海内外。我本人呢,当七年副院长也有收获,不只丰富了阅历、经验,锻炼了组织能力,也更高、更大的平台上提高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中国外语学科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所内地非重点高校成功举办,在当年应该说极其不易,也算是个传奇。

  只是《魔山》的补译一等等了15年,直到进入新世纪,我研究译介歌德的主业有了勉强交代得过去的建树,1990年调到川大后基本不再授课了,而且刚好2004年又受聘担任欧洲翻译家协会的驻会翻译家 (Translator in Residence),有了在其常设机构欧洲译者工作中心整整半年不受任何干扰地干活儿的机会,才不顾一切去德荷之间的边境小城继续《魔山》的翻译!须知我初探《魔山》四十五岁,年富力强,而今却年近古稀,此时不去还待何时?

  在欧洲译者工作中心宁静的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里,有妻子陪伴和照料饮食起居,我从早到晚坐在独自使用的微机前,日复一日地在《魔山》中攀登、盘旋、流连,寻幽、搜奇、览胜,随着手指不住地敲击键盘,待译的书页便一点点减少。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感知识面狭窄、浅薄,对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以及音乐、摄影、赌博和接灵术等等,懂的实在太少,如果不是手边有那么多资料和工具书,真会“旬月踟蹰”,举步维艰。

  我译《魔山》前后经历二十载。半个多世纪通过翻译《魔山》、《浮士德》一类作品进入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奇特而精彩的世界。在进出《魔山》之间,眼界得到了极大地扩展,有了“魔山”之旅的历练和积累,便能以新的眼光观察、认识自己和世界--这,大概就是文学翻译工作的最大魅力吧!

  回眸文学翻译生涯,除了上面讲的困顿、迷失在《魔山》,还有几次“苦译”经历,也叫我铭刻在心。篇幅所限只讲《格林童话全集》,而今,它已成了我最受欢迎的译品,二十多年来译林等多家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不同装帧设计的版本,摆在一起跟穿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成排成群的孩子似的,叫生养他们的父亲看在眼里油然生出幸福感。可是谁又知道当年为他们的诞生,译者受了多大的苦啊!

  不错,这是本民间童话故事,内容不深奥,文字也浅显,但却厚厚两册,译成汉语多达五十余万字。想当年,计算机汉字处理刚起步,我想用却怎么也用不起来,只好一笔一笔地写!每天这么译啊写啊,要写上八九个小时。终于熬到全集的后半部分,却突然一天脖颈发僵,手腕颤抖,躺着站着直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闹颈椎病啦!再也译不下去,只得拉也是学德语的妻子女儿来“救场”,自己勉强完成最后的校订。所以译林的版本,译者多了一个杨悦。

  出生前后不一般的经历、景遇,都决定《格林童话全集》是我最疼爱的孩子。所以,每当有见利忘义之徒损害他,我都会挺身而出,拼命护卫,用我译者的笔破例地写了《格林童话辩诬》、《捍卫世界文化遗产,为格林童话正名》等论辩文章,以鞭挞他们,揭露他们所谓《成人格林童话》或《令人颤栗的格林童话》的卑劣骗术。

  五十多年的文学翻译生涯,我跟译林出版社和它的老社长李景端关系最为密切,最为深远。记忆犹新的是《译林》创刊五周年,他邀请我到南京出席座谈会,使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国内一批文学翻译名家和前辈。特别是德高望重、享誉中外的戈宝权先生,这位过去只是在社科院外文所破烂的走廊里敬而远之地仰望的戈宝老,不期然竟跟我住在中山陵5号的同一个标准间里。还记得临睡前我俩总爱盘腿坐在各自的床上闲话,一次老先生一边搓脚心一边对我讲,搓脚心这事儿简易可行,乃是他的养身秘诀。我将下面这张我无比珍爱座谈会部分宾主的合影公之于众,以表对大多已驾鹤西去的译界前辈的缅怀。

  随后的二十多年,译林社和《译林》举办的类似活动异常之多。作为受到译林青睐的德语界好动分子,我受邀参加的次数线年珠海白藤湖那次海峡两岸四地文学翻译研讨会,我不但听闻了王佐良、方平、李文俊、董衡巽、孙致理等的精彩发言,还跟来自台、港、澳的余光中、齐邦媛、林文月、金圣华等一大批译界名流作了交流。

  参加国内外的类似活动,不仅使我能与名家、前辈和同行交流、切磋,还推动我进行译学理论的思考和写作。我的一篇篇“文学翻译断想”,诸如《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尴尬与自如 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初探》和《再论文学翻译主体》等等,都是应邀参加讨论会给逼出来的。如此一来二去,我在译学理论方面也有了些许建树,虽说跟真正的理论家相比微不足道,却在文学翻译界几近凤毛麟角。

  六十年潜心文学翻译,出版名著翻译近1000万字,其中大部分都收入了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杨武能译文集》,由此我有幸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健在时即出版十卷以上大型译文集的翻译家。能了却出译文集的多年夙愿,我很感激我在社科院的同窗好友法国文学专家郭宏安,是他给了我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联络方式,更感谢该社的呼延华先生和肖启明社长,感谢他们在出版发展困难的情况下,爽快地接受我这个其他社望而却步的大选题,并及时推出了大气而漂亮的译文集。

  从译六十年,可以回顾记述的虽说还很多很多,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略去不讲,唯独歌德的译介是个例外,它非得讲,而且好好地讲,因为歌德对我太重要了。

  我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冯至教授的研究生,便与这位德国大诗人、大文豪、大思想家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以一篇评说《维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更因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新译而“一夜成名”,第二年又应邀参加海德堡大学纪念歌德学术讨论会而第一次走出国门,翌年更以《歌德与中国》为研究课题,获得享誉世界的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从而有机会在德国长时间研修,并终身受到洪堡基金会的关注和扶持。因译介研究歌德我受到的眷顾可谓一言难尽。自然呐,反过来我也尽心竭力地侍奉他老人家,即使在担任川外副院长和苦译《魔山》的那些年,歌德仍始终是我最大的牵挂。只是苦于缺少时间和精力,那七八年我能为他做的实在有限,因此愧对我在社科院学习、研究歌德的导师冯至。

  所幸1990年终于缷去川外的行政职务,调到了四川大学。写到此,我忍不住要对川大的林理彬、饶用虞、杜肯堂、卢铁城等老领导表示衷心感谢。一到学校就受到他们的礼遇与尊重,给我周到安排了很好的生活环境,给了我做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自由和充裕时间。加之生活在成都这座向往已久的、真正有文化的城市。跨出川大校门常去的地方就两处,一是盐道街的四川文艺出版社,二是布后街的省作协。交往的除去诗人、作家就是总编、编辑。禁不住心花怒放,诗兴大发,不知怎的就晃荡到《星星》上面,在一次讨论孙静轩诗歌创作的会上,差点儿就被叶延滨拉下水,只好赶紧声明自己是搞翻译的,只不过对天真烂漫的大诗人小诗人都挺喜欢罢了!

  说起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成都,想到生活、创作在这座城市里的众多文朋诗友,想到在作协共事多年、待后进如师如父的马老,想到辗转病榻、我在成都的第一位挚友戴安常,想到英年早逝的小朋友吴鸿和他的老岳父诗人张新泉,不觉已泪眼模糊……

  到了成都,在川大的七八年间,我便出版了《歌德与中国》和《走近歌德》两本获奖专著,完成了包括《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迷娘曲--歌德诗选》、《亲和力》等在内的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这几部专著和译作,连同我在刘硕良支持下主编的14卷《歌德文集》,都在1999年歌德250年诞辰之前面世,不仅成了我个人文学翻译生涯最重要的建树,也是我国百年来研究、译介歌德最具规模、最为系统也最令人瞩目的成果。

  正是这些成果,使我获得德国的一系列重大奖项,成了集德国国家功勋奖章、终身成就奖性质的洪堡学术奖金、国际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三大奖于一身的中国学人。在此要特别感谢卢铁城校长,他在任期间我有幸成了川大五位享受最高待遇的文科教授之一。他得知我得了德国国家功勋奖章,立即安排李志强副校长陪我去北京德国使馆领奖,并开会隆重表彰奖励。

  但是身为中国人,我更珍视以下的荣誉:中国译协在我八十岁时授予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的母校南京大学把我收入了“杰出校友”或“知名校友”名单(见《维基百科全书》、《中国百科全书》),发现名单中竟是徐悲鸿、张大千、马思聪、宗白华、赛珍珠这样一些光辉不朽的名字,只觉得区区如我实在不佩享此殊荣。母校南京大学的恩情和厚爱,叫学生愧不敢当,无以为报,没齿不忘!

  五年前,我离开德国经成都回到重庆,市作协王明凯书记和陈川主席亲自主持会议,隆重欢迎和介绍我。与会的领导和同行夸我是“重庆的骄傲”,令我感动异常。

  第二年,重庆图书馆给我安了一个“家”:经过近三年筹备,重庆图书馆中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于2015年10月闪亮登场。百岁高龄的马老题写了馆名,没法列举的川渝文坛学界名流莅临致贺,场面盛大隆重,令译翁感动。这样一个以翻译家名字命名的大展馆,不说中国,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

  文献馆面积达200多平米,收藏展出我译著、论著和创作的众多版本,以及珍贵手稿、书信、新老照片和国内外荣获的勋章、奖牌、奖章、奖状等等。展品摆满二十来个玻璃展柜,可谓洋洋大观,琳琅满目。特别是冯至、钱钟书、季羡林、马识途、绿原、王蒙等等学界文坛巨擘给我的数十封亲笔信,更是引人注目。

  而今“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已成为重庆图书馆倍受关注和极富生命力的“馆中馆”,长年接待海内外参观者和研究人员。从2017年开始,重庆图书馆以“利用藏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格林童话全集》翻译家数十种翻译版本这一独特和珍贵的资源”为由头,每年举办堪称山城文化盛事和民众节日的“格林童话之夜”,今年已经是第三季。这一活动不只成了翻译家联系广大读者的纽带,也搭建起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今年便迎来了德国“格林世界博物馆”馆长等嘉宾。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格林童话之夜”将一季接一季办下去,越办越好,越办越精彩。

  重庆图书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的建立,让我深感故乡对海外游子的厚爱,意义和价值不亚于我获得的德国国家功勋奖章、洪堡学术奖金和歌德金质奖章,尽管它们带给我了荣耀和金钱,还有未经申请就享有了发给外国杰出人士的永久居留权即绿卡。

  2014年我受聘西南交通大学,担任该校享受院士待遇的特聘教授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作品及其汉译研究》首席专家。次年回国履职,不幸遭遇老伴去世,其后便决心放弃德国永久居留权,落叶归根,并在祖籍武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仙女山购置了居所,命名为“译翁山房”。

  两年后的2017年,仙女山管委会开始筹建“巴蜀译翁亭”,以表彰光耀乡梓的海外游子。而今工程已到收尾阶段,准备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期间揭幕。亭子建在国家五A级景区仙女山的天衢公园,树木苍翠,碧水相映,更有湖南书法家涂光明书写的匾额和楹联,使其锦上添花,更显古朴、典雅、大气。楹联的上联“浮士德格林童话魔山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下联“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一世书不尽的传奇”。上联由译翁四部德语经典名著翻译即代表作的书名组成,下联表明译翁用一生的劳作奋斗,践行了他秉持的翻译家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的主张和理念,可谓对仗工稳,结构机巧,内容高度精准,恰当而极富文采。所谓“一世书不尽的传奇”,咋听起来有点夸张,其实不然,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芙蓉江畔大山顶上的谭家村,有个贫苦农民叫杨代金,杨代金之子杨文田(杨质彬)为饥寒所迫,1928年逃到重庆当学徒做了工人,杨文田1938年出生的儿子杨武能,正是现在的巴蜀译翁。也就是说,一个工人的儿子农民的孙子,在新中国靠国家发给的人民助学金,由初中而高中而大学,一步步成长为了名牌大学的博士后、教授、博导、特聘教授和驰誉海内外的学者、翻译家,获得了德国总统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和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获得了中国翻译文终身成就奖,这难道不算奇迹?这难道不够传奇?

  眼下庆祝新中国70周年,译翁我的成就也罢,殊荣也罢,“一世书不尽的传奇”也罢,无疑不只归因于个人的天赋、勤奋、毅力和坚持不懈,也不光是吉人天相,靠了众多贵人、师友的襄助、提携,而主要归功于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归功于领导的改革开放,归功于新中国新时代!没有党和国家和人民的培育、造就,没有40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新中国新时代,70年前的区区一介失学少年,哪能变成享誉海内外的文学翻译家和学者巴蜀译翁?新中国70年改天换地,创造了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与之相比,译翁的所谓奇迹微不足道,渺小之极。可尽管如此,我的成果仍是新中国无比伟大、光辉的奇迹的组成部分。70年辛勤劳作,我实现了做文学翻译家的梦想,与民族复兴的无比光辉伟大的中国梦相比,译翁的梦想同样微乎其微,但仍是我的中国梦,仍是伟大的百年中国梦的一个小小的因子,我为此骄傲!为此自豪!回顾往事,感到此生无憾,我以自己的作为建树,报答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培养教育,虽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努力的具体目标,就是有生之年创作一部以重庆、成都、南京、北京、德国为背景的长篇自传小说,真正成为作家,让漫长、曲折、艰辛的逐梦之旅圆满结束。

  近些年,所谓“只有民国才出大师”的缪言甚嚣尘上,令译翁愤恨。工人的儿子农民的孙子、70年前的失学少年杨武能,在新中国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翻译家、歌德学者、专家教授这一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那纯粹是谎言,险恶的用心只在抹黑新中国,反对的领导。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大师数不胜数,跟我一样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翻译家们个个都是大师,更不用讲那些在水稻栽培、航空航天、北斗导航、高铁建设、国防科工、5G建设等领域贡献卓著的英雄们!与他们比起来译翁相形见绌,成长和成才之路却足以驳倒“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大师”的谬论。

  是新中国培养造就了我!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某人!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巴蜀译翁!